乡村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点，是解决乡村一切问题的前提。新质生产力作为新时代更具创新性、更体现新内涵的生产力，对乡村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乡村产业资源合理配置、乡村产业体系协同完整和乡村产业链提质增效都起着重要驱动作用。但当前所面临的技术壁垒与人才缺乏之困点、设施滞后与资金不足之困顿、监管缺位与体制僵化之困阻、大干快上与资源错用之困局构成了妨碍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现实困境。为此，需要创新人才机制，发展关键技术；激活社会资本，加快设施建设；完善治理体制，深化数字监管；坚持因地制宜，统筹资源配置，不断激发新质生产力的巨大潜能，持续推动乡村产业转型升级。
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稳步的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2],其核心在于通过创新科技应用，逐步的提升生产效率、优化资源配置、提升产品和服务的品质。乡村产业振兴是指以繁荣乡村经济，构筑乡村地区产业保障，通过发展农业现代化以及乡村多元化经济，逐渐完备强农惠农富农机制，进而促进乡村社会稳定和绿色循环发展的战略。这中间还包括产业体系调整、产业体系创新发展、产业资源激活开发等多个环节。乡村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点，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8],对增强乡村抗风险能力、推动城乡融合、促进共同富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就此而论，新质生产力在推进乡村产业振兴的进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驱动功能。处于现代农业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建设新阶段的今天，新质生产力不但可以提升乡村产业振兴的效能与品质，也能增强农村经济内生发展动力，防止出现规模性返贫。
乡村产业体系是指乡村经济中各个产业部门的构成及其相互关系，强调产业之间的比重和分布，是乡村产业振兴的核心。在数字化智能化的大背景下，如何形成高效合理的乡村产业体系，是乡村产业振兴能取得高水平发展的关键。而通过新质生产力的驱动将有效解决这一堵点。
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智能制造技术等高新科技的广泛使用，为改良农作物品质、提升农业精细化管理、降低农业生产所带来的成本以及扩大农产品产量和市场竞争力提供强有力支持，从而推进高产、优质、高效的现代农业发展，协调农林牧副渔的比例关系。
新质生产力的引入将使乡村第二、三产业被有效激活，建构出一套包含研发、加工、营销等多个环节的乡村复合型产业体系，实现乡村产业体系从单一传统向多元创新的转型升级，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鲜活动力。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全国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公司超过9万家[9],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2.49万亿元，增长12.9%[10]。新质生产力将加快乡村第一、二、三产业均衡高效发展，一同推动乡村产业体系创新转型。
乡村制造业通过采用新兴技术持续提高主要农产品的加工转化率，同时把AR(Augmented Reality)技术、全息影像技术融入当地文化和生态资源，实现农业与乡村服务业融合发展，为外来人群提供多样化的乡村休闲体验。可以说，新质生产力通过促进农业与制造业、旅游业、文化创意等其他产业的跨界融合，正在形成新的产业集群和乡村经济稳步的增长点。
乡村产业资源是指乡村地区拥有的可用于支持和发展产业的各类资源，是乡村产业振兴的基础与保障。受时代和科学技术水平的限制，之前许多乡村产业资源都未能完全开发应用。但随着新质生产力的驱动介入，乡村产业资源将会被有效释放。
通过引入大数据分析、AGI(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智能管理等高科技手段，能大大的提升人们对乡村自然资源监测和评估的精准度，实现资源的合理分配和高效利用。这不仅有利于增加生物多样性、改善乡村气候和生态环境，同时还有助于削弱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对自然资源的负面影响。
一方面，3D扫描、VR(Virtual Reality)、AR等数字化技术将民间传统文化与现代元素相结合，不断推动文化创意产业、文化旅游等乡村休闲产业高质量发展，让乡村文化更广泛地传播和推广，提升乡村文化资源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现代通讯技术能把乡村文化活动和传统节日仪式记录保存，建立数字化平台，如网络博物馆、在线文化展览等，吸引城市居民群体去参加了，增强他们对乡村文化的认同感和获得感。
GPS(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GIS(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tem)、无人机监测等先进农业精准技术的引入与使用，可以轻松又有效控制单位面积土地的产出与质量，大幅度的提升土地的利用效率，减少了土地资源浪费。此外，数字智能技术能用于实时监测土地资源的状态，在避免对土地资源造成不可逆损害的同时帮助土地恢复和复垦，提升土地质量，促进绿色发展。
乡村产业体系是指涉及农业、加工业、服务业等多个领域的综合性结构，侧重关注产业之间的互动关系和整体规划，是乡村产业振兴的关键载体。科学技术的慢慢的提升，让新质生产力在推动乡村产业体系协同完整过程中发挥着愈发重要的驱动力量。
通过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搭建的数据共享平台，能轻松实现数据的集中化存储、处理和分析，消除产业间信息不对称流通，便于不同产业间的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促进农业、加工业、服务业等不同产业间的资源互补。
特色小镇是乡村产业体系的重要节点，从根本上增强了各地区乡村的内生发展能力[11]。倡导绿色发展理念的新质生产力，能够让特色小镇在建设中嵌入节能减排、循环经济等绿色发展模式，扩大生态农业、绿色建筑等产业规模，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互利共赢；同时，利用大数据、物联网等先进的技术，可以开发智慧交通、在线医疗、网络教育等应用，实现智慧化管理和服务，提升特色小镇的治理水平和服务质量。
利用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技术，可以对农业生产、市场需求、乡村服务等方面做模块化综合分析，为政策制定和产业规划提供科学依据。此外，通过信息驱动的决策支持，可以更精准地制定乡村产业体系发展策略，提高乡村资源利用效率。
乡村产业链是指在乡村区域内，从原料生产到最终产品营销售卖由多个环节组成的产业网络。整个链条涵盖农业种植、养殖、农产品加工、包装、储运、市场销售等多个产业，是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新质生产力凭借其特有的优势，将为乡村产业链提质增效提供充足的科技驱动力，开辟宽广的发展前景。
通过数字技术整合上下游产业链，实现原料采购、生产加工、产品营销售卖等环节的数字化对接，提高乡村整体产业运作效率，推动乡村产业链向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方向转型。此外，结合互联网金融，为农户提供包含信贷、保险、支付等在内的便捷式绿色金融服务，降低农业生产风险。
基于物联网的智慧物流体系，打造“中央厨房+冷链配送+物流终端”“中央厨房+快餐门店”等新型乡村加工业态，减少运输成本，提高配送服务的品质，保证农产品的新鲜度和时效性；同时，在条形码、RFID(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标签等新技术的加持下，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完成农产品的全程可视化追踪和追溯，让农产品食用安全看得清、找得见，提升消费者信任度。
作为乡村产业链下游环节中关键部分的市场销售，必然的联系到乡村产业振兴的成色与实效。一方面，信息智能技术正不断拓宽农产品销售经营渠道，让乡村产品越过中间商直触消费者，降本增效的同时也将提升农民收入；另一方面，借助数字营销工具，如流媒体、电子商务平台等，不仅能有效激发农村创新创业活力、实现农民增收和乡村经济发展，而且也能提升乡村产品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增加产品附加值。
目前，我国乡村产业总体上已取得了不错的成效，但在一些方面与发达国家仍有差距。2022年，我国农产品加工业与农业总产值比为2.52∶1,远低于发达国家3∶1～4∶1的水平[12],农产品加工转化率为72%[13],比发达国家低近14个百分点[14]。既然乡村产业振兴作为包含产业体系、产业资源、产业体系与产业链在内的全过程振兴，那么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产业振兴所遭遇的梗阻绝不是单一孤立的存在，而是一个全面联系的困境，需要对其从总体上加以把握。但有学者在分析新质生产力赋能时对现实挑战或核心问题的讨论却总喜欢进行局部区分、片面讨论，这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破坏了问题域的整体性。基于此，本文尝试将当前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产业振兴面临的困难挑战之间的关联性体现出来，即技术壁垒与人才缺乏之困点、设施滞后与资金不足之困顿、监管空场与体制缺口之困阻、大干快上与资源错配之困局。
在推进乡村产业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过程中，面临技术门槛高和专业人才短缺的挑战，这一些因素已成为阻碍乡村产业振兴的核心问题。“以科学技术创新为动力、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为宗旨的新质生产力”[15]在当下主要是以绿色智能技术为表征的先进生产力质态。绿色智能技术涉及算法、数据处理、机器学习、神经网络等多个科技领域，这些技术不仅需要熟练掌握高级编程语言等专业相关知识、具备相当深厚的技术积累，还必须拥有跨学科的知识整合能力，如将信息技术与生物学、农学、物理学等学科相结合，直接抬高了技术门槛；同时，由于绿色智能技术竞争激烈、技术更新迅速，需要企业不断跟进最新技术动态，这对人才资源有限的乡村地区是一个不小挑战。
虽然乡村产业在新质生产力的带动下实现了技术创新与发展理念的双重驱动，但乡村产业振兴的质量和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人才储备的制约，究其根本在于欠缺具备高度专业背景的人才。2022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户主文化程度大学本科及以上占0.3%,初高中程度占83.6%[16]37。我国农村地区从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知识水平滞后于时代发展的现状，不仅不利于绿色智能技术的研发和推广，而且构成了制约乡村产业多样化发展的重要因素。
2022年乡村地区高中毕业生人数为27.5万人[16]281,与之相对的是，长三角地区、京津冀地区、粤港澳大湾区供给的AI人才量占据总量的四分之三[17]15,而全国接近六成的人工智能人才选择进入发达城市的互联网、游戏和软件行业[17]18。由此产生的结果就是乡村地区既熟练掌握农业知识，又具备绿色智能技术相关专业相关知识的研究和应用型人才增量不足，特别是在一些特定技术领域，如源头创新、实用技能、数字风险防范等，致使乡村产业绿色智能化难度加大。
总而言之，绿色智能技术方面的要求高质量人才，但乡村缺乏科学技术人才的事实导致技术壁垒高筑，技术与人才相互交织的困点让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产业振兴遭遇瓶颈。
“一直以来我国城乡公共服务配置失衡较为严重，农村基础设施落后成为影响重大的短板。”[9]2021年全国农业生产信息化率为25.4%,农产品网络销售额占农产品销售总额的14.8%[18]2,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信息化率为24.7%[18]27;而与这组数据形成比照的是农村的“县县通5G”和互联网普及率为58.8%。可见，相对滞后的乡村数字设施建设是影响新质生产力在乡村产业中充分发展和普及应用的又一个重要因素。
乡村地区由于地理位置偏远、人口密度较低以及经济基础相对薄弱，导致电信运营商在这些地区铺设网络基础设施的成本比较高。尤其是在信息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领域，高昂的建设和维护成本与相比来说较低的潜在收益并不匹配，导致电信运营商往往第一先考虑人口密集且消费能力较强的城市地区进行网络建设和升级。因此，乡村地区常常面临宽带互联网接入速度慢、信号覆盖不全以及网络服务不稳定等问题，这不仅影响了农业现代化、远程教育、电子商务和智慧乡村建设等方面的发展，也阻碍了大数据和云计算等高级智能服务在乡村地区的应用和发展。
在乡村地区，由于云计算平台和大数据设施薄弱，导致数据收集和传输效率低下，无法支持实时数据的分析和处理。这直接引发乡村产业有关数据难以进行深入挖掘和分析，限制了产业资源的合理配置以及产业体系的调整。
乡村地区的智能物流体系建设推进度不高，主要体现在冷链物流设施不足方面，这直接影响了易腐农产品从田间到餐桌的供应链效率和食品安全。此外，自动化仓储系统作为提高物流效率的关键环节，在乡村地区较为稀缺，这不仅影响了农产品的存储和分拣效率，还增加了人力成本和错误率。质言之，智能物流体系的不完善，限制了农产品的数字化销售进程和乡村产业链的延伸，影响了农民增收和乡村创富。
上述问题的形成主要归因于乡村数字设施建设资金不足，即政府投资、集体投资和社会资本尚难满足建设需要[19]。在政府资产金额的投入方面，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财政投入主要采取有明确的目的性的投资方式，聚焦于乡村关键基础设施建设；而县级及乡镇级政府则因较大的债务压力，财政支出能力受到限制。在集体投资投入方面，由于我国多数村庄没有实质性的产业支撑，主要依赖集体土地的出租、出售或股权投资获取收入，同时还存在债务问题，所以村集体很难对农村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投资。在社会资本投入方面，农村数字基础设施项目通常具有地域性限制，往往难以通过市场化运作来弥补成本，盈利能力较弱，导致社会资本对此类项目的参与度普遍不高。总的来看，设施与资金的双重困顿是影响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痛点。
随着数字应用的普及，我国网民规模和互联网普及率明显地增长，但数据安全威胁和隐私泄露风险也随之飙升。截至2023年6月，“我国有23.2%的网民遭遇个人隐私信息泄露，20%的网民遭遇网络诈骗”[20],表明网络安全挑战不可以小看。由此而论，在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产业振兴进程中，被看作是核心驱动力的数字智能化也将极大可能提升乡村地区数字信息风险防范强度。然而，面对这样的处境，大多数乡村的数字监管却处于空场状态。
由于基层组织人员和乡村从业人员对数字技术缺乏充分了解，导致他们形成了将数字监管排除在日常生活之外的思维定式，这种认知上的不足会使乡村产业在进行数字智能化转变发展方式与经济转型的同时，面临更严重的数据安全风险。
在法律法规制定方面，尽管国家有关部门已颁布了一系列关于数字监管的法律和法规，但于乡村地区数字监管的针对性不强，仍有待细化：在真实的操作层面表现为基层管理组织无法对数字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做到量化处罚；在执法队伍建设方面，乡村现有数字监管执法人员的专业素质和技能水平普遍不高，使他们在面对复杂的数字监督管理问题时，无法在最短时间之内做出有效的反应和处理；在监管标准制定方面，由于乡村地区的数字监管标准尚不清晰和统一，不一样的地区、不一样的行业之间有较大差异，给监管工作带来了困难。
乡村地区数字化基础设施相对薄弱以及数字智能技术人才的缺乏，导致数字监管所需的各种先进的技术手段难以有效应用，从而使乡村数字监管在面对复杂多变的数字风险时陷入力不从心的境地。
乡村数字监管空场，即监管意识不强、监管机制不健全以及监管技术落后的形成与乡村数字治理体制缺口密切相关。一方面，当前乡村数字治理体制协同运动的“短期性与临时性意味着前期经验不足且未来预期不明，极易妨碍成员结构优化，诱发相关协同惰性”[21]。于是，不同实践主体基于自身利益和认知水平，在参与乡村数字监管时的积极性和执行力有所差异，以至于协同行动中对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投入均会趋于谨慎而非全力以赴，导致推动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产业振兴时难以形成最强的协同效应和达到最佳的运行效率。另一方面，乡村数字治理体制“忽视了农业数字化经营动态需求，对规模有限乡镇数字的诉求提取不充分”[22],与现实境况的契合度有待加强。这就导致乡村数字监管在立法政策、保障制度、协同发展机制以及建设标准等方面，不仅同乡村产业的实时需求不够融洽，甚至对颇具规模的乡村数字没有制度兜底，从而对新型生产关系在乡村地区的出现产生阻碍。综上，监管体制所导致的乡村数字风险防范化解困阻正在使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产业振兴受到掣肘。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助推器，但新质生产力所具备的技术门槛高、投资成本大、需求规模效应强、相关配套要求高等特性，内在地要求乡村地区必须提前进行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可仍有“部分乡村产业‘数字项目’盲目参照数字产业试点‘大干快上’”[23],不仅造成严重的乡村资源错配、浪费，甚至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新质生产力的赋能效用。
由于对城乡发展差距和东西部发展差距的认识不足，部分乡村地区盲目追随潮流，未经科学论证和长期规划就急于放弃传统产业的竞争优势，不顾实际地推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这不仅造成乡村地区传统产业优势快速消弭，还使新兴产业因缺乏充分准备和支撑而难以发挥实际效能，促使乡村产业发展中新旧动能转换不畅，给乡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严峻挑战。
一些乡村地区在思考、谋划和推进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产业过程中缺乏全局意识，不仅对自身在区域协同发展、国家战略总体布局中的定位不准，而且在没有完全掌握本地乡村产业发展实际需要的情况下，就照搬照抄其他地方的模板去规划、设计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产业模式，甚至还进行粗放无序的招商引资，导致一些实力不强、缺乏创新的经营主体混入当地新兴产业的培育过程中，造成发展模式千篇一律、产业类别高度雷同的现象频发。
就现实情况而言，试图通过大干快上在短时间内实现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产业的地区，不仅很难达到预期目标，甚至在这个过程中还会造成资源错配，严重影响乡村产业振兴的成效。首先，资源错配将导致农业生产力下降。当关键资源本就有限的乡村没有科学规划时，农业生产效率势必遭受限制，从而影响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其次，资源错配还会对农村经济造成不可逆损害。随着乡村有限资源被盲目快速消耗，新质生产力与乡村产业衔接错位，环境退化、生态破坏等长期问题就将暴露无遗，从而破坏乡村持续生产能力。最后，资源错配还会影响乡村居民的生产收入和生活质量。资源配置不当极有可能引起乡村产品价格波动，增加乡村居民经营风险。而且，一旦快速集中乡村资源发展新兴产业，就有可能一定程度上削弱教育、卫生等乡村服务资源，进而影响乡村居民的生活质量。
党的十九大以来，高度重视乡村产业振兴，多次强调：“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24],要以精准策略为纲，以本地特色资源为领，密切关注市场动态，优先发展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不断促进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带动乡村经济发展，提升乡村居民的切身利益。为此，要激发新质生产力的巨大潜能，充分整合乡村优质资源，以科技创新补齐发展短板，持续推动乡村产业转型升级。
高素质技术人才是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基本要素和根本动力。因此，乡村地区要创新人才机制，既注重本土培养，又加强外部引进，充分激发高素质技术人才的活力和潜能，改变乡村技术人才缺乏的现状，进而发展关键技术，缩小技术壁垒带来的城乡差距。
在现有乡村教育体系的基础上，注重科技与农业实践相结合，培养学生农业技术运用能力；同时，政府应加大组织乡村居民进行技术培训的力度，通过系统化数字实践训练，提升乡村群体的数字素养。此外，建立健全乡村技术人才激励机制，通过设立奖励基金、提供晋升机会等方式，让优秀技术人才愿意留、主动留。
政府不仅要牵头制定相关政策，为技术人才提供优惠待遇，如税收减免、住房补贴等，“激励技术人才和优秀学生返乡创业，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5]11-21也要建立技术人才与乡村企业、农户的对接平台，促进双方合作，实现技术成果转化，并且还要将乡村产业融入高校、科研机构的产学研体系之中，引进高端技术人才，推动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产业升级。
综上，有了乡村技术人才队伍后，就可以针对乡村产业发展关键技术。具体来说：通过细致了解乡村实际，针对乡村产业中的痛点和难点进行技术攻关，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进行实践探索，如采用田间试验、示范推广等方式，不断完善和优化技术方案，打破技术壁垒，实现新质生产力对乡村产业的完美赋能。
激活社会资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缺口。社会资本注重效率和回报的特性能够推动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精细化和专业化，提高建设质量和效益。此外，社会资本的参与还能带动乡村产业发展，促进城乡融合，为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新动力。
考虑到乡村物联网设施投资大、回报慢，社会资本承担风险较大的特点，政府可以采取PPP模式，即“将政府的部分职权通过特许经营权的方式转移给社会资本，建立起政府与社会资本‘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全程合作’的共同体关系”[9]。让社会资本不仅可以直接参与投资乡村物联网设施，包括传感器、通信设备等，还可以针对乡村产业的特点，研发合适的物联网应用，如智能农业、智能物流等，使乡村产业获得智能化数据采集和传输能力的同时，开展市场化运作，实现互利共赢的局面。
乡村地区云计算和大数据设施建设属于国家战略规划，因此，倡导社会资本基于自身需要在乡村投资建设数据中心、云计算平台等基础设施；而在此过程中，政府可以加强与社会资本的沟通协作，为其提供一些便捷的服务和支持。相应地，建成的云计算和大数据设施也需要为乡村地区提供强大的数据存储和处理能力，帮助乡村产业实现信息化转型，提高生产效率和管理水平。
政府可以通过设立专项基金、提供税收优惠等措施，为社会资本提供较为稳定的投资预期，降低投资门槛和风险。而社会资本通过投资建设智能化的物流仓储设施、配送中心等，将提高乡村地区的物流效率和服务水平，优化乡村物流配送的路线和流程，降低了物流成本。总的来看，通过激活社会资本，加快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乡村地区消除设施与资金的双重困顿，解决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痛点。
完善乡村数字治理体制、进一步深化乡村数字监管是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保障；同时，深化乡村数字监管需要乡村数字治理体制不断创新和完善，以适应新质生产力在乡村产业中的发展和推广。只有不断创新和完善乡村数字治理体制，才能更好地加强乡村数字监管，为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新活力。
1.提升乡村治理体制协同行动的持续性和稳定性，进而强化乡村数字监管意识。以基层政府为核心建立长效机制，通过制定长期规划、明确目标任务、落实责任分工等促进部门间的沟通协调，形成长期稳定的工作格局，不断优化成员结构，破除相关协同惰性，确保乡村治理体制协同行动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在此基础上，通过定期举办培训班、讨论会等活动，广泛宣传数字监管的重要性和优势，提高基层组织人员和乡村从业人员对数字监管的认识和理解，进而调动他们在乡村数字监管方面的积极性和执行力。
2.增强乡村数字治理体制的适配度，从而健全数字监管机制。加大对乡村实际情况的调研深度，了解乡村数字监管的需求和痛点，灵活设计数字监管机制，避免一刀切和。例如，针对一些乡村产业的特殊情况，可以采用更加简便易行的监管方式；同时，建立乡村数字治理反馈机制，及时收集乡村产业从业人员和基层干部的意见和建议，不断改进和优化数字监管机制。
3.乡村地区数字化基础设施的普及以及数字智能技术人才的增长，将极大地推动各种先进技术方法在数字监管方面的有效应用，为乡村数字风险防范丰富治理技术。一言以蔽之，完善乡村数字治理体制，深化乡村数字监管，打通乡村地区监督管理体制之困阻，破除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制度掣肘。
“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25]乡村地区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发展需求具有异质性，必须坚持因地制宜，制定差异化发展策略，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才能充分发挥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产业的潜力，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统筹资源配置有助于打破地域限制，实现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的流动和优化组合，提升乡村整体经济效益。
乡村产业在转型升级过程中，必须坚持先立后破的原则，即在推广新技术、新模式的同时，要保留和提升传统产业的优势，并通过梯次淘汰落后产能培育新兴起的产业，实现乡村产业新旧动能的有序替换。以此保障乡村有限资源在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产业中得到高效利用，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和生态环境保护，为乡村全面振兴奠定坚实基础。
乡村地区在发展新兴产业过程中，必须树立全局意识，明确发展方向，更好地融入区域发展大局，进而在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产业过程中突出地方特色，挖掘和传承本土文化，打造专属品牌，提升产业附加值和竞争力，避免盲目跟风和同质化竞争，杜绝乡村资源的严重浪费。
在推动乡村产业转型升级时，必须注重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即通过引入智能环保技术和绿色生产方式，降低乡村产业对环境的影响，防止乡村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遭受损害，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此外，要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确保乡村地区在保护生态环境的过程中得到合理的经济补偿，激励更多人积极参与乡村生态保护。
新质生产力在乡村产业振兴中发挥着难以替代的功能作用，通过技术创新、模式创新以及人才培养等多方面的综合赋能，为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机遇。未来，应继续深化对新质生产力的相关研究，探索其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多元实践路径，以期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更加坚实的产业支撑；同时，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应共同努力，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和政策氛围，激发乡村产业的内生动力，推动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早日实现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贡献力量。
作者简介：张志飞(1997—),男，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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